朋友影响你的一生

人们说岁月无敌，可以改变一切。然而无敌的岁月本身并不具有改变的能量。那些我们以为被时间改变的，其实是被环境改变、被机遇改变、被朋友改变……最后统统被时间记录。

一个年轻人想戒烟，于是去看医生。医生听了他的陈述，对症下药，开了一个方子递给他。方子上写着：“去探望一个戒了烟的朋友。早中晚各一次。”既没开尼古丁贴片，也没开口服药。“要戒除烟瘾，没什么药能比一个朋友的良性影响更有疗效！”真是个不按常规出牌的医生。

行为像病毒那样传染

这方子开得草率？倘使我们相信了美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·克里斯塔斯基和詹姆斯·弗勒的研究成果，那就不会这样想了。他们两人研究环境对我们的影响，更确切地说是研究朋友对我们行为的影响。“和动物一样，人类也可以适应生存的环境。”弗勒指出，“可是，我们平均有 80%的觉醒时间是和朋友一起度过的。他们是我们生活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因此，他们影响我们，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”两位研究人员认为，这种影响很大。你有一个朋友戒烟了？这时你就走运了，你可以以他为榜样。另一个朋友发胖了？可能你也得考虑去买更大号的衣服了。

克里斯塔斯基和弗勒甚至走得更远。他们认为，你的朋友，甚至你朋友的朋友（也就是说你从未谋面的人），也有可能改变你的习惯。他们解释说，行为会在人群中扩散，传染周遭的朋友，确切地说，像病毒那样传染！

这一观点并非突发奇想。这两位研究人员分别关注朋友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已经好多年了。克里斯塔斯基对“鳏寡综合征”十分着迷。19世纪以来，人们便一直在对此进行研究，却从来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么多老年人在老伴去世后，即便当时身体依旧硬朗，也在数月后追随老伴共赴黄泉。弗勒则研究身边人（朋友、同事、父母）对我们政治观点的影响。这两位社会学家携手合作后，便立刻梦想开展一项针对上万人的多年跟踪研究。这一宏大计划的目标在于了解人们彼此之间的影响，尤其是这种影响对健康造成的后果。但他们没能筹到开展这个大型项目所需的2500万美元。

1.2万人的关系网络图

之后，有一天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一笔宝藏从天而降。那是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医院的宝贵资料。在一个布满灰尘的柜子里，他们找到一盒年久发黄的卡纸。它们乍看起来并不起眼，实际上却是一个信息宝库。这些卡纸是50多年来，当地数千名居民的医疗记录。卡纸上不仅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治疗过程，而且为了能在必要时重新找到患者，还记载了三个重要的信息：住址、配偶的名字和一位好友的名字。这不就是两位社会学家想斥巨资搜集的原始资料吗？他们运气真是太好了！

克里斯塔斯基和弗勒全身心地投入了对这些资料的研究。他们开始绘制人际关系网，把每个人和他的家庭成员、朋友、邻居联系起来。这是一张巨大的网络。 当资料中的1.2万余人全部在网络中各就其位后，两位社会学家就开始关注每个人体重的变化。之所以选择体重，“因为这便于研究。”弗勒解释道，“这是一个客观的量度。病人每次前来就诊，医生都会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他的体重。这些记录为我们提供了所有人数年间的体重数据。” 惊人的结果出现了：在汇总了1.2万人的人际关系网上，发胖者根本不是随机分布的，他们相互关联，形成了若干个小团体。

数据显示，一个人突然体重暴长，似乎就会导致他的朋友（在人际关系网上处于紧邻位置的人）也发胖。两位社会学家甚至对这种影响进行了量化：一个朋友发福， 我们发胖的风险就上升57%；一个朋友的朋友发胖，我们肥胖的风险会上升20%；如果是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（第三层关系），那么我们变胖的风险也会增加10%…… 超出这三层关系，就不再对我们产生影响。不过这两位社会学家认为，肥胖就像传染病一样，会通过人际关系网络层层传递。

难以置信！但又如何解释这种奇怪的传染现象呢？显然，人之所以发胖，并不是因为某种通过接触或唾液便能传染的病菌。“实际上，我们的行为举止会影响周围所有的人，改变他们的社会行为准则。”社会学家阿莱克西·费朗解释道，“处在一帮朋友之中，我们就会按照这个团体所接受并追求的标准去行事。比如，整天吃喝，这通常不是什么好习惯，但只要有一个人整天蛋糕不离口，且大大咧咧满不在乎，那么团体的行为准则就会悄然发生变化，他的朋友就更可能也变得一样贪吃”一场小型流行性肥胖就是这样开始的。

尽管这个解释颇具吸引力，但它并没有说服所有的人。克里斯塔斯基和弗勒的第一轮研究在学术界引起了喋喋不休的争论。贾森·弗莱切指出：“所谓的肥胖传染可以有别的解释。”这位美国社会学家是健康方面的专家。他说：“例如，只要小区里开了一家快餐店，就足以改变那里所有居民的饮食习惯。有些人就可能因此而发胖。他们之间不必有什么相互影响，哪怕他们是朋友！”可是某些住地较远的朋友也会同时发胖，这又该怎么解释呢？

因为朋友而变得相似？

克里斯塔斯基和弗勒没有被怀疑和批评所动摇，他们重新分析了来自弗雷明汉医院卡片上的资料。这一次，他们集中研究另一种行为的传播：戒烟。他们发现，在三层人际关系以内，戒烟也是一种可传染的行为。这两位学者激动不已，趁势提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问题：幸福感是否也可以在亲朋好友之间传播？在这一点上，那些发黄的卡片就派不上什么用场了，它们没有记录任何可以量化病人幸福程度的指标。

只不过，这两位社会学家这时已经意外地挖到了另一个宝藏，那是一批关于抑郁症的研究资料，其中有数千份定期跟踪调查问卷。填写问卷的人中，有1181人在弗雷明汉医院的卡片上留有记录。问卷上有下列问题：“在过去的一周里，你共有几次体会到如下情感：我对未来有信心吗？我感觉幸福吗？我热爱生活吗？我是个好人吗？”调查结果被仔细归档，正好可以在克里斯塔斯基和弗勒的幸福传染研究中发挥作用。 这两人用0至12之间的数字为每个人特定阶段的幸福感打分，以搜寻幸福感在这千把人中的传染趋势。

结果并无意外：是的，在朋友之间，幸福感亦会传染。“朋友之间的这种影响非常重要。”弗勒指出，“我们的计算显示，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感到幸福，同样会提升我们的幸福感，这甚至比每月加薪300元的作用更大！”

不过持怀疑观点的人认为这项研究没有证明出任何问题，他们坚持认为两位社会学家的诠释站不住脚。怀疑派认为，朋友之间行为举止有相似之处，在同一时间有幸福感，这没什么奇怪的。一帮朋友之所以成为朋友， 就是因为大家有着某些共同的性格特质和习惯， 生活水平也差不多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贾森·弗莱切如此解释：“我们喜欢和同类人在一起，这是天性使然。因此，我们无法断定，人们究竟是因为彼此是朋友才变得相似，还是因为相似所以成为朋友！”

然而，这一论据并未打消克里斯塔斯基和弗勒的激情。现在，他们转而关注酗酒、离婚和抑郁症的传染，对弗雷明汉人际关系网的钻研也愈加投入。这可真是一个千金不换的宝藏啊！因为对于一个社会学家来说，能够计算人与人的彼此影响，就像教徒找到了圣杯一样！两位社会学家的研究虽然引起了争论，但他们的开拓之功不可抹杀，而且真正的研究正当其时。弗勒感叹道：“我们拥有的只是这些卡片。而今天，Facebook等社交网站拥有全世界无数人的海量信息，范围更广，资料更详细，一定能就朋友的力量给予我们更多教益……”